本事文化

回饋一脈遠洋的燈光

我的寫作，啟蒙於香港，卻靈發自台灣，我與台灣有一段文字緣。

香港七十年代，是殖民地百花齊放的年期。政治壁壘分明，除了中國的政治影響——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意識型態，在鼓動香港的青年大學生「愛國反殖」，認中保釣，台灣戒嚴時期的文化，也在香港發酵。

我出身香港的親中左派家庭，「台灣」兩字，在我少年時代，形同魔咒。但越成禁忌，越有吸引力，自從胡金銓的《龍門客棧》走紅，我喜歡看江彬、易原、李璇的台灣武俠片：《鬼見愁》、《太極劍決鬥武士刀》、《黑白雙俠》，銀幕上血漿一片，還有白景瑞的《家在台北》，遙隔一望大海，台灣像另一個扭曲的小中國。紀政和少棒，鄧麗君的流行曲，每年十月的雙十國慶，總統祝壽團，我曾經渴望自己是一份子，站在總統府前，與建國女中的女生一起，遙望在觀禮台上那一飄老朽的白日青天。

香港有一家小書店，叫做「傳達書屋」，老闆嚴以敬，是一位政治漫畫家，他的岳父是台灣水彩畫家馬白水。書店賣的是台灣書，我在那裡打書釘，看完了幾乎全套水牛文庫，書店是一扇開向台灣的窗口，台灣又是邁向太平洋的一條黯藍的通道，腥鹹的長風，從鵝鑾鼻的燈塔吹過來，帶來三島由紀夫、佛洛依德、卡繆和沙特的星光，這一切，北面的中國一脈貧瘠，唯有東望台灣，才看得見人類文明的一汀沙洲。

詩人余光中一九七四年來香港教書，不久我與余先生相識。在余光中主辦的暑期詩作坊，我的作品得到余教授的讚賞。一時我有如與侯吉諒和方旗一類台灣新進詩人平起並列——他們也曾得余光中的垂青——余教授送給我一張楊弦譜曲的現代民歌唱片，在香港沙田中文大學的露天圓壇，那一夜，余光中的千金幼珊用標準的國語吟誦楊牧的現代詩《秋祭杜甫》，那是我離開香港去英國讀書的前夕，有一地蛙鳴和蟬聲，一夜迷濛的星光。

在英國讀書時，除了與莎士比亞和馬克吐溫為伍，我還時時在每日電訊報的一角嗅到台灣：美麗島事件、政府把黃信介、施明德、陳菊、呂秀蓮等台灣本土知識份子一網打盡，軍法審判，隨時判處死刑。身在西敏寺和大笨鐘的晴空下，倫敦的下議院望在咫尺，我很震撼，心中閃過鵝鑾鼻隱隱昏黃的燈光。

柏楊和李敖，都是在倫敦時補讀的，還有王拓和楊青矗的小說，楊德昌和侯孝賢的電影。第一次見到有血有肉的「台灣」時，想不到是在倫敦BBC世界廣播部遇到的呂秀蓮，那時我在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到現在，我對這個中譯的名字仍有異議，覺得充滿文化霸權，嫌太過「保釣」，土了一點）英文系畢業，在BBC工作，上司派我接待後來的呂副總統。她在富泰中不失儒雅，戴著眼鏡，很好奇打量著我，她不認識我，我卻覺得與台灣初邂逅，既陌生，也有一分隔世重逢的驚喜。

我在英國工作的時候，遇到在牛津訪問的金庸。金庸先生叫我為香港明報寫專欄，沒想到一寫許多年。許多詩人一生只情專一兩個意象，像余光中的蓮花和鄉愁；一些散文家一生追求一兩樣價值觀，如伏爾泰的人權和寬容，我生長在「地球一體化」的時代，當年出國的傅斯年和蔣夢麟，與更早的林語堂和胡適，中西文化的衝擊在先賢的心中翻騰，悲哀終身不去。論中西文化，最好受過中國之苦，然後出過國，見過滄海之闊，輪舟之奇，經歷西洋生活的洗禮。我的筆觸，時時感覺到胡適和魯迅有許多話還沒有說完，要由我們這一代把中國三千年的冤孽，再反芻一次說出來。

在我這五千篇散文裡，有台灣的酵母和養份。感謝陳蕙蕙小姐和本事文化的毓瑜，為我整理編選，助我向太平洋這座豐盈的寶島回饋，感謝她在我思考徬徨和迷惘的時候，無論在倫敦還是香港，隔淼淼煙波，隱隱來自鵝鑾鼻那座蒼老而堅毅的燈塔，穿透黑暗，向我的筆端投射過來的一脈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