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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一脈遠洋的燈光


我的寫作,啟蒙於香港,卻靈發自台灣,我與台灣有一段文字緣。


香港七十年代,是殖民地百花齊放的年期。政治壁壘分明,除了中國的政治影響——毛澤東和四人幫的意識型態,在鼓動香港的青年大學生「愛國反殖」,認中保釣,台灣戒嚴時期的文化,也在香港發酵。

 

我出身香港的親中左派家庭,「台灣」兩字,在我少年時代,形同魔咒。但越成禁忌,越有吸引力,自從胡金銓的《龍門客棧》走紅,我喜歡看江彬、易原、李璇的台灣武俠片:《鬼見愁》、《太極劍決鬥武士刀》、《黑白雙俠》,銀幕上血漿一片,還有白景瑞的《家在台北》,遙隔一望大海,台灣像另一個扭曲的小中國。紀政和少棒,鄧麗君的流行曲,每年十月的雙十國慶,總統祝壽團,我曾經渴望自己是一份子,站在總統府前,與建國女中的女生一起,遙望在觀禮台上那一飄老朽的白日青天。

 

香港有一家小書店,叫做「傳達書屋」,老闆嚴以敬,是一位政治漫畫家,他的岳父是台灣水彩畫家馬白水。書店賣的是台灣書,我在那裡打書釘,看完了幾乎全套水牛文庫,書店是一扇開向台灣的窗口,台灣又是邁向太平洋的一條黯藍的通道,腥鹹的長風,從鵝鑾鼻的燈塔吹過來,帶來三島由紀夫、佛洛依德、卡繆和沙特的星光,這一切,北面的中國一脈貧瘠,唯有東望台灣,才看得見人類文明的一汀沙洲。

 

詩人余光中一九七四年來香港教書,不久我與余先生相識。在余光中主辦的暑期詩作坊,我的作品得到余教授的讚賞。一時我有如與侯吉諒和方旗一類台灣新進詩人平起並列——他們也曾得余光中的垂青——余教授送給我一張楊弦譜曲的現代民歌唱片,在香港沙田中文大學的露天圓壇,那一夜,余光中的千金幼珊用標準的國語吟誦楊牧的現代詩《秋祭杜甫》,那是我離開香港去英國讀書的前夕,有一地蛙鳴和蟬聲,一夜迷濛的星光。

 

在英國讀書時,除了與莎士比亞和馬克吐溫為伍,我還時時在每日電訊報的一角嗅到台灣:美麗島事件、政府把黃信介、施明德、陳菊、呂秀蓮等台灣本土知識份子一網打盡,軍法審判,隨時判處死刑。身在西敏寺和大笨鐘的晴空下,倫敦的下議院望在咫尺,我很震撼,心中閃過鵝鑾鼻隱隱昏黃的燈光。

 

柏楊和李敖,都是在倫敦時補讀的,還有王拓和楊青矗的小說,楊德昌和侯孝賢的電影。第一次見到有血有肉的「台灣」時,想不到是在倫敦BBC世界廣播部遇到的呂秀蓮,那時我在華威大學(University of Warwick——到現在,我對這個中譯的名字仍有異議,覺得充滿文化霸權,嫌太過「保釣」,土了一點)英文系畢業,在BBC工作,上司派我接待後來的呂副總統。她在富泰中不失儒雅,戴著眼鏡,很好奇打量著我,她不認識我,我卻覺得與台灣初邂逅,既陌生,也有一分隔世重逢的驚喜。

 

我在英國工作的時候,遇到在牛津訪問的金庸。金庸先生叫我為香港明報寫專欄,沒想到一寫許多年。許多詩人一生只情專一兩個意象,像余光中的蓮花和鄉愁;一些散文家一生追求一兩樣價值觀,如伏爾泰的人權和寬容,我生長在「地球一體化」的時代,當年出國的傅斯年和蔣夢麟,與更早的林語堂和胡適,中西文化的衝擊在先賢的心中翻騰,悲哀終身不去。論中西文化,最好受過中國之苦,然後出過國,見過滄海之闊,輪舟之奇,經歷西洋生活的洗禮。我的筆觸,時時感覺到胡適和魯迅有許多話還沒有說完,要由我們這一代把中國三千年的冤孽,再反芻一次說出來。

 

在我這五千篇散文裡,有台灣的酵母和養份。感謝陳蕙蕙小姐和本事文化的毓瑜,為我整理編選,助我向太平洋這座豐盈的寶島回饋,感謝她在我思考徬徨和迷惘的時候,無論在倫敦還是香港,隔淼淼煙波,隱隱來自鵝鑾鼻那座蒼老而堅毅的燈塔,穿透黑暗,向我的筆端投射過來的一脈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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