鑑識是我退而不休的良心志業

文/謝松善

 

我是後山的小孩,從台東高中畢業後北上求學,民國六十七年自中央警官學校畢業,分發至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鑑識組,從基層的技佐開始,歷經技士、荐任技士、組長、技正等職位;民國八十八年,鑑識組升格改制成為刑事鑑識中心,個人有幸擔任第一任的主任,一直到民國一百年八月退休,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在同樣的鑑識工作及相同的辦公室,我在原地繞了三十三年,這在警界是很少見的。

 

    早期的鑑識單位較不受重視,福利及功獎少,升遷機會有限,所以不易留住人才,因此剛畢業時,被分發到刑警大隊鑑識組,當時頗覺得委屈,曾想過要調部門,但是,以前調動多少都要靠點關係,一想到要拜託人、看人家臉色,也就放棄了。經過一段時間後,回頭發現這塊鑑識園地一片荒蕪,都沒有人要耕耘,我於是就掄起鐮刀鋤頭,心想只要自己稍加努力,一定可以闢地墾荒,播種結果。

 

    既然決定要在鑑識這塊領域待下來,就必須再學習精進。民國七十二年,我自中央警官學校碩士班畢業,我知道,如果想在鑑識專業上有所提升,必須拜名師學藝。當時,李昌鈺博士已是世界知名的鑑識大師,常常回國講學,提攜後進。我便下定決心出國進修,民國七十八年、八十年及九十年,我三度通過警政署出國甄試,得以到美國跟隨李博士學習,同時也到康乃狄克州紐海芬大學進修研習,並取得刑事鑑識碩士學位。

 

    我的警察資歷全都是鑑識領域,這在警界的升官路徑是不可能當到局長的,而且鑑識職缺這幾年也接近滿額,年輕的一代升遷不易,所以我選擇了提早退休,想要留一點時間給自己,也留給後進升遷的機會。

 

有的人說我是自走砲,我的個性向來如此。站在體制內唱反調其實很難伸展,所以,提早退休反而讓我不會被公務員的身分給框住。跳出來,才能做我想做的事情,才能講我想講的話,例如上課、演講、寫書、接受媒體邀約做專業評論、或協助私人鑑定。

 

這三十多年來,我從一個頭髮濃密、精實黑瘦的年輕人,變成一個頂上逐漸稀疏的中年人;也從一個默默學習的菜鳥,成為媒體口中相稱的「阿善師」。回首鑑識路,看到這個領域,從荒煙蔓草到生機蓬勃的發展歷程,看到科學辦案及司法正義的轉變,當然也看到許多人生的悲劇,深深感知生命的無常。

 

尤其,每一個案子,都是人家用活生生的悲慘遭遇,來作為教育我們的道場;每一個悲劇,都是人家用寶貴的生命,讓我們累積經驗、獲得專業成長。我們怎能不認真學習?我們要懂得珍惜並感恩。

 

    法律制度本來就應該有平衡機制,法庭不能只有一面倒,因為我們都是人,人是有局限的。過去,我一直都站在控方,但是,我能看到辯方的不足與無奈。辯方律師因為鑑識專業普遍不足,這方面的抗辯能力是很弱的。而除了公務單位,國內找不到這方面的專家,於是官方鑑定成為權威,法官的認知,習慣上也偏向控方的意見,幾乎從未改變。但是,倘若公務鑑定的推論是有偏差的呢?那就有可能形成冤獄,或是錯放了一個真正的歹徒。我們不能只有公家的意見,不能以為這是唯一的權威,如果不是絕對正確的,我們就應該挑戰。

 

    近年來,隨著政治、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的變遷,犯罪型態日趨複雜,相對的,刑事訴訟制度也因為政治開放及法律修正而日趨健全,鑑識科學逐漸獲得重視,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也益加完善,固有的偵查與鑑識技術已無法達到發現犯罪事實和公平審判的目的。因此,藉由各項基礎科學領域的快速發展,現代的科學偵査技術乃得以迅速萌芽、茁壯。

 

台灣的鑑識科學在李昌鈺博士的大力推動及警界長官、前輩、專家的努力改革之下,已有長足的進步,現代鑑識科學已儼然成爲刑事訴訟程序中,發現眞實與保障人權的堅實後盾。「科學辦案」這個詞,在早期辦案不講求程序正義的時代,被暱稱汙衊為「刑求逼供」的同義詞,現在,科學辦案已經是真正以物證為主、以邏輯取信於人、奠基於科學「實事求是」精神的一門專業。

 

    我已屆六十歲。以台灣男性平均壽命七十六歲來看,扳指一算,我只剩十六年。這十六年的時間,我可以做什麼?退休之前,我就一直在思考,當「終了之日」來臨時,我要怎麼樣才不會有遺憾?

 

這段時間,我已經有了答案。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傳承我的經驗,推動在我心中蘊藏已久的理念,要不然等我倒下了,我這一生從鑑識這門專業所學習到的,所經歷的,所思所想的,將一切歸零,隨著我的軀殼腐爛,化為雲煙,然後,這個社會還是老樣子。

 

退休時,我曾經在媒體發表「退而不休的宣言」,其實我不是要向檢警挑戰,只是希望在司法的偵審及刑案的蒐證與鑑識上,能加入民間的監督與批判,減少冤案的發生,建立民眾對司法的信心。

 

    其實,鑑識工作是一種良心志業,可以做到五十分,也可以做到一百分,端看個人對工作的認知和自我要求。檢察官和法官當然希望鑑識人員可以盡可能多提供些專業的研判,讓他們在心證的形成上有所依據,可以更肯定,偵查與鑑識人員的責任,就是竭盡所能來蒐證及研判,縮小檢察官和法官自由心證的空間。

 

不過,現在許多鑑識人員喜歡打安全球,不願去承擔研判的責任,因為這樣可以不用上法庭,不用接受交互詰問的挑戰,所以,鑑識工作只保守地做到五十分,把案件研判的責任交給檢察官或法官的自由心證,反正判生判死與他無關,所以法官的判決才會像鐘擺一樣,常常在生與死或有罪與無罪的兩極端擺盪。

 

    現今是民主的社會,有許多發聲的管道,每個人都可以自由表達,對不同的意見我們都要予以尊重,但是,大家也要冷靜下來憑著客觀事實說話。現在許多的社會現象是,透過網路、透過電視名嘴,加上一些平面媒體,用重重猜測與誇大拼湊,大放厥詞,群眾也被這些報導帶著跑,發酵的結果,導致輿論辦案及民意審判,彷彿每個人都是柯南、都是法官,專業的意見變得很末弱。

 

    本書的付梓,我只想把個人一生的鑑識經驗留存下來,並對未來的偵查與鑑識工作提出建言,略盡一點社會的責任。您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但希望彼此相互尊重,不要謾罵,惡意攻訐,因為事實是要經過良性的探討、辯論與檢視,真相才能越辯越明,司法正義才能逐漸彰顯。

 

法律是大家共同制定的遊戲規則,司法判決的結果,不管您同意與否都必須尊重。現在的司法制度是採無罪推定原則,沒有證據就要把嫌犯先當做好人,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司法正義不一定能完全彰顯。但我絕對相信因緣果報,人世間有司法與道德的懲罰,人心也有善念與惡念的競爭,犯罪的陰影要想從心底完全抹掉是不可能的,對真正犯罪的人,即使逃過司法的懲治,但是道德的懲罰會如影隨形,心牢的枷鎖已判處永遠的無期徒刑。

 

    在個人三十三年的鑑識生涯中,要感謝培育我的老師,指導我的前輩,激勵我的朋友,陪伴我的家人,以及曾經一起共同奮鬥的同事。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赴美三次進修期間,承蒙恩師李昌鈺博士及師母的指導與照顧,真是銘感五內,永誌難忘。此外,本書得以順利出版,要感謝因緣際會中,共同成就的所有朋友,以及編撰中林秀貞的執筆,參與審編的小敏、毓瑜及本事文化的同仁。一切的一切,請接受我心中誠摯的吶喊,謝謝大家!

 

本文摘自《阿善師的告白--一位老探長的鑑識實錄》

阿善師的告白 COVER-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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