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事文化

「原來她最愛的是我!」--- 張愛玲三個錢包的推理故事

最快樂的男人

常被戲稱為「張愛玲男朋友」的陳子善教授於七月底在香港書展演講，講的雖不是張愛玲而是《海上花列傳》，但亦間接跟張小姐有關，因為書裏人物有她的家人影子，她亦愛它，又曾把它譯成白話，陳教授為了郝明義先生的「經典3.0」系列演講而特選此書，其實是把私心夾藏在選題裡，讓我們隔了一層陪他一起懷念張愛玲。不愧是「張愛玲的男朋友」。

陳子善到港三天， 我無緣跟他好好聊，然而輾轉聽朋友提及，他開心極了， 因為他終於從一位學者手裡取得了一頁張愛玲親筆信函， 總算如願，我可以想像他在坐飛機回上海的航程上是如何眉開眼笑。 我向來喜歡看見陳教授，喜歡他那種單純心性，只要探得中國現代文學的半頁出土文章便可開心上許久許久，單純質樸的快樂是何等難得。 所以啊我曾經戲稱他做「中國文學界最快樂的男人」，他又笑笑，笑得像傳說中的老頑童。

另一位張愛玲研究者止庵先生也在香港書展演講, 講題是「中國文學大師在香港」， 當然也談及張小姐，說時亦是情深款款，儘管已經不像去年書展演講一樣在讀到張小姐的文章時眼紅哽咽。 兩個月前其實止庵亦曾來港， 我陪他前往宋以朗先生家裡「尋寶」， 沒料到替張愛玲的「三個錢包的故事」添寫了一筆完美註腳。

神秘的巧合

「三個錢包的故事」須從兩年前說起，先讓我引述舊文以作提要，談談如何巧合地先後撮合了陳子善和止庵替張愛玲完成送禮遺願。

話說兩年前的一個明亮下午，我帶陳子善往訪宋以朗，三人坐在沙發閒聊，加多利山道的老房子，陽光幽寂，歲月靜好，彷彿張愛玲仍然站在露臺上放眼遠眺翠綠山景，而當談到某處，宋以朗先生突然說： 「有個事情不知道如何解決。」

說完，站起身到房間取出三個牛皮紙袋，每個袋內都有一個小錢包和一張感謝卡或短信， 是張愛玲於一九九四年在美國買來分送給不同的人，但不知何故沒有寄出，最後連同其他遺物到了宋先生手裡; 其中一個錢包送給「曉雲小姐」。

陳子善當時把錢包和卡片珍重地捧在手裡，眉頭皺了一下，忽想起，半個月前在上海有一位劉曉雲聯絡過他，約他參與保護流浪貓運動，接觸時，他約略知道劉曉雲曾經在天津從事編輯工作，甚至在李開弟的引薦下編過張愛玲某些文集。

真是湊巧得神秘, 不是嗎?

如果宋以朗早已知道「曉雲小姐」是上海人而問計於陳子善，也罷，但他對她一無所知啊，只不過於聊天時突然想起此事，順便提提，而陳子善卻適好前半個月才跟劉女士接觸上，否則亦難提供解答。一個巧合接連起一個巧合，便是一條神秘的線，直把陳子善和張愛玲拉起來了。 陳教授後來在香港寫了文章述及此事, 亦道: 「世事有時確實令人感到十分離奇，彷彿冥冥之中上蒼自有安排。如果劉女士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不給我來電，如果我一月十日不去拜訪以朗先生，如果以朗先生不出示 張愛玲未能付郵的這三封信，那麼，致『曉雲小姐』這封信收信人的真實姓名和身分也就不會浮出歷史地表，這個感傷動人的故事也就不會有如此圓滿的結局了。」

那天下午離開宋家，我和陳子善沉默無語了好一陣子，沉默之後，恢復談笑，我從沒見過陳子善笑得如此燦爛不可收拾。 快樂的男人，找到了純粹的快樂，連我也被感染得高興起來，於是做做好心，為了讓他樂上加樂，故意開個認真的玩笑，側臉看著陳子善，嘆一口氣，道： 「唉，子善老師，依這事看來，愛玲還是愛你的。」

陳子善笑得更是合不攏嘴了。

然而陳子善沒想到，另兩個錢包其後也找到物主了。

誰是「斌」?

宋以朗手裡的三個錢包，第一個給「曉雲小姐」，陳子善找出了來歷，也送回了上海， 內地報紙予以廣泛報道，電視台也做了專輯，劉曉雲現身受訪，是一位中年女士，有點富態，但很有氣質，很容易讓人聯想到她的文化出版界專業。訪談裡她說，當陳子善把張愛玲的謝卡和錢包交到她手裡，她啥話都說不出來，只是流淚，體驗了久違的感動。這訪談可在網上找到看到，很動人。

另外兩個錢包, 一個寫明送給 uncle K. D. , 即亦張愛玲的姑丈李開弟, 沒有什麼懸念; 另一個錢包則送給「斌」， 構成了小小的謎題, 張愛玲在一張小小的謝卡上寫道： 「路遠迢迢寄這麼個小錢包給個大音樂家，太可笑。 請原諒我心目中永遠拿你當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給uncle K.D.買個小皮夾就順便買個給你。祝 近好 愛玲」。

小皮夾黑色，皮感極好，不屬於目前流行的任何名牌，十四年了，或因密封在公文袋內保存妥當，仍有亮澤；跟其他兩個或綠或杏的錢包一樣，充分反映了張小姐的戀物品味。 兩年前跟陳子善在宋以朗家已見這錢包，但因注意力集中於曉雲小姐那個包夾之上，誰都沒費心思推測「斌」是誰，隱隱覺得留待他日再來解密，而這回，輪到止庵出招了。

今年六月下旬我和止庵往訪宋以朗, 看見了錢包, 他將之掂在手裡，想了想，好像想到了什麼，但沒說，直到我無意中從一堆紙條裡找出謝卡草稿， 止庵才道，嗯， K.D.就是李開第，即張愛玲的姑丈，他以前長住在廣州，其後病逝；既然「斌」跟K.D. 有關係， 又是「大音樂家」，張愛玲在四十年代跟她見面時，她只是「十一二歲的小女孩」，那麼，到了九十年代，應是六十歲左右，如果她在廣州生活過、如果她是音樂界的一份子， 必跟廣州樂團的人認識， 這就是線索，我可找廣州的朋友問問……

如同偵探，向來愛讀推理小說的止庵找到了答案的所在方向，替張愛玲送回第二個錢包，有希望了。

七十八歲的新娘

張愛玲買錢包送給姑丈李開弟, 附了短信, 僅寫一行字: 「Uncle K. D.：您這一向好？我八月下旬的信想已收到。煐。」

終究是親人；張愛玲對親人自稱，通常只用真名，張煐，這就叫做本性。

送給李開第的小錢包是黑色的，較那個送給「十一二歲的小女孩」的「斌」的稍顯暗啞，但在摺合處印著花瓣圖案，似乎更為適合女子所用，我乃暗暗懷疑，張愛玲當年自己親手或其後在遺物處理過程裏， 錢包曾遭不慎調亂 ---- 目前放在「斌」信封內的禮物，應是李開第的；被認為是李開第的，應是「斌」的。我這猜度，尚待宋以朗先生考證。

李開第病逝於一九九七年，他跟張愛玲姑姑張茂淵的愛情故事可有一說。兩人相識相戀於從上海前赴倫敦的船上，後來分開了，男的娶妻，女的未嫁，直到五十年後， 男的喪妻，女的仍然未嫁，男的七十九歲，女的七十八歲，終於結婚。張愛玲在美時有一段日子跟姑姑姑丈保持通信，甚至委託他們處理作品的大陸版權，其後漸失聯絡，姑姑先去世，然後是她，最後是姑丈，他們仨，都不在了。

然而禮物仍在。 K.D.是李開第，不成疑問，而本來不知道「斌」是誰，但如前所述, 止庵根據「音樂家」和「Uncle K. D.」兩個關鍵字聯想到八十年代的廣州音樂界， 便解了謎，猜度她是李開第的女兒李斌，乃向住在廣州的傳媒朋友找得她的聯絡電話並把號碼轉給宋以朗，讓他決定如何踏出下一步。

事情至此，三個錢包都有物主了。如果聯絡得上李斌，除了交還本來屬於她的錢包，當然亦可把其父的錢包送回，加上兩年前的劉曉雲，統統物歸原主了。張愛玲十四年前的贈物心願亦可了卻。 對於此事, 破案者當然是陳子善和止庵, 我只是剛好把他們領往宋以朗家, 是個「仲介平臺」而已, 可是, 六月下旬那回在宋先生家裡倒發生了另一個小巧合, 讓我高興了老半天。

都找到了!

話說當天在宋以朗家裡，止庵看了看張愛玲給「斌」的錢包和謝卡，也沒說啥， 話題就轉到別處，大概是談關於《異鄉記》手稿在中國大陸的出版策略，大家興高采烈，好像要替張小姐辦喜事。

宋先生大概是這樣的，或所有人都必然是這樣的，談得愈有興頭，他便愈有意願從房間裡掏出更多的張愛玲寶物，一旦話不投機，匆匆看過例牌式的幾個東西，便送客了。 所以那天宋以朗又從房間找出一個大大的牛皮紙袋，解開繩子，把袋倒轉，跌出一大疊零零碎碎的紙張紙條，包括拆開了的白信封，由《聯合報》和《中國時報》或「皇冠出版社」寄出的； 撕下來的報紙版面；正方形的memo 紙；廢棄的稿紙邊緣……出處各異，但它們的共同點是都變成了張愛玲的草稿紙，可見她昔年在美，隨時隨地想到什麼，隨手抓起一片半頁紙張，立即執筆寫下。

張愛玲非常環保？ 我暗暗認為，這或跟環保無關，而是她不願錯過任何於剎那間閃過腦海的意念，擔心善忘，急急透過書寫這種動作把它記牢。又，她是作家，對於紙張總有過敏性的憐惜，紙是親人也是朋友，人浮於世，至少在那年頭，紙張往往是最能令作家有安全感的身邊物件。

而小巧合就出現在紙張之上：那天我隨手從那淩亂不堪的紙疊裡抽出一頁，是拆開了的信封，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字， 定神一看，無巧不成書, 最後一段寫的竟然正是張愛玲寫給「斌」的短信草稿， 跟她在正式謝卡所寫的有九成符合。對於寫字，張小姐確是認真嚴肅，連在謝卡上寫幾十字都要先打草稿，到了真寫，還再改動一次。

於是在我眼前桌上並排放著謝卡和信封，張愛玲的心思曾經在兩者之間流轉波動，它們展映了時間的痕跡，如同呈現一位動態的張愛玲。

兩年前帶陳子善往訪宋以朗，送回第一個錢包；兩年後帶止庵往訪宋以朗，找出其他錢包的主人。 三個錢包都被解謎了。 陳子善和止庵都很高興，但最高興的人, 其實可能是我。 因為我不僅意外地撮合了陳子善和止庵替張愛玲完成錢包遺願, 連隨手在張愛玲留下的一堆草稿裡抽出一張紙亦跟錢包遺願有關, 誰敢否認, 我才是這次「遺願完成儀式」的「靈魂人物」?

我向愛搗蛋，兩年前我曾對陳子善開玩笑道「依這事看來, 愛玲還是愛你的」，所以兩年後我特地再搗蛋一次, 瞇起眼睛對止庵說: 「依這事看來, 愛玲原來最愛的是我」。

止庵沒反應。 我可不管他和陳子善怎麼想， 反正人生苦短, 懂得討自己開心，最重要。

你, 抑或你們?

  每回張小姐的出土作品得見天日，我閱後，例必第一時間打電話給宋以朗，對他說，大佬呀，唔該你加快動作，足不出戶，把張愛玲檔案結集，好讓我們對她的心事與私事與筆事知道得更多一點、更多一點。

  電話那頭，宋先生總只靦腆地笑笑。或許在通話的那一刻，他正坐在客廳的長桌子面前，雙手把殘稿斷章覆來驗去，像法醫官一樣，或更像考古學家，欲把最新挖掘出 土的文物重新拼湊成一幅漸行漸遠的繁華盛景。忙累了，宋以朗，然而愈忙愈好，黑心地也好心地，張迷們「祝福」你無日得閒。

宋以朗忙碌成果之 一是於今年書展現身的《張愛玲私語錄》，收錄了比舊版多出一半的張氏金句，亦有她和宋氏夫婦的私密通信，儘管經過節錄篩選，卻仍令普羅張迷或專業研究者同 時讀得入神入味。也值得高興的是，宋先生於前言表明他們仨的「書信全集正在整理，將於日後完整出版」。唯望盡快，而且誓要補回那被篩走的部分，甚至應該考 慮以原始檔案形式留存於某個研究機構供有心人盡覽全豹。

新舊版的張愛玲語錄，除了內容數量有別，某些字句亦稍為異動，所以讀時，別偷懶，必須看注。

像 《秧歌》在美國出了英文版，張小姐心情亢奮，新版語錄寫的是「本來我以為The Rice-Sprout Song 的出版，不會像當初第一次出書時那麼使我高興得可以飛上天，但是現在照樣還是快樂。我真開心有你，否則告訴誰呢？」。舊版的「你」是「你們」，意指不止於 鄺文美而更包括宋淇，但新版的注清楚地表示，手稿原文確只是「你」。一字之變，已夠讓張迷玩味一個晚上。

為何把原稿的單數「你」變成舊版印 行的複數「你們」？是宋淇當年在編輯審稿時，心裡吃醋，覺得「我也跟張愛玲很要好啊，怎可能遺漏了我」而擅自加入一個「們」字？抑或鄺文美愛夫心切，擔心 丈夫吃醋，主動在幫忙審校列印稿時在校樣上把他夾帶進來？張愛玲呢？她自己心裡到底怎麼想？你，抑或你們？

亂世裡的文人友誼，本身就像一齣精采的戲碼，高低起跌，變幻無邊。新版語錄鋪陳了三個人的深刻情誼，我們能做的只是隔世羨慕，以及，景仰。

   哀愁的書信

《張愛玲私語錄》三百頁，一半是張氏金句，另一半是她與宋淇夫婦的私密通信，起始於一九五五年，終結於一九九五年，頭尾完整四十載，一方在港，另一 方在美，紙上傳達問候與細述近況，故事人物情景心情，統統都在，影像感十足，如果有人拍《張愛玲傳》電影，不妨以這批書信貫穿全域，你說她說他說，三位摯 友，一批書劄，談吐出一個時代的風雲跌盪。

這時代裏亦有香港的位置。晚年長居於美國的張愛玲，透過報紙瞭解世界，對於八九十年代的所謂回歸問題亦有留心甚至擔心，她的書信筆下，原來曾經出現「九七大限」四個字，可見其預設與前提，對於未來，並不樂觀。

一九九四年五月，鄺文美把《明報》副刊以及一些談及張愛玲的雜誌寄給她，信裏寫，「讓你領略一下香港目前的文化動態，不知你收閱後會有什麼感想？我覺得一九九七的陰影愈來愈濃，我們滯留於此的『邊緣人』心態都不大正常似的，開始對自己的判斷力失去信心」。

三個月後，張愛玲回信道，「九七大限當前，還有更大的忙亂。我每次看到香港的消息都覺得恍惚，像有double vision疊印在九七前後的景象上」。

又過了兩個月，張愛玲寫信給鄺文美道，「九七前你們離香港，我也要結束香港的銀行戶頭，改在新加坡開個戶頭，無法再請你代理，非得自己在當地。既然明年夏天要搬家，不如就搬到新加坡，早點把錢移去，也免得到臨時的混亂又給你們添一樁煩事」。

張小姐理財向來謹慎認真，原來也曾因九七來臨打算把資產轉移，但或因曾被共產黨嚇怕，她竟把鄺文美的感慨誤讀為有離港之意，宋淇後來回信鄭重表示「不勝詫異，因誤會大而深，不得不親筆澄清，我們從來沒有打算因九七來臨而離開香港，現在還是沒有，將來也不會後悔」。

書來信往告終於一九九五年八月初，距離張愛玲病逝僅有廿多天。三位摯友的筆墨交流變為絕響——不知道也極想知道的是，當張小姐過世的消息傳來，宋淇夫婦在做什麼、想什麼？流淚，默然？

唯有等待宋以朗整理出下一批材料，我們才得答案。

   別的就管他娘

在宋以朗先生家裡看見張愛玲的筆記本, 水藻綠, 麻布封面, 密密地橫的豎的寫滿字, 有些是瑣碎雜感, 有些是讀書筆記, 更賠滿各種顏色的識別標籤, 是張愛玲跟自己的溝通暗號。某處寫著「盡我最大努力, 別的就管他娘」, 是意外的喜感, 我猜想, 張小姐寫下這句子時, 嘴角在笑。

回不去了

英譯中的張愛玲小說《易經》成績如何？我覺得是不壞的，沒有過於刻意模彷張腔，卻亦未至過於偏離而成為一般的中譯小說，算是取得了中間路線，很可讀，讀來頗有感覺。

宋以朗在前言裡談及兩種翻譯取向，一是忠實于張腔，但擔心“要模彷得維肖維妙可謂癡人說夢，結果很大可能是東施效顰，不忠也不美”；另一是直譯，“這可能令中譯偶然有點彆扭，但起碼能忠實反映張愛玲本來是怎樣寫”。他自招，出版社選擇的是第二條路。雖說選擇了直譯，但在翻譯過程裡到底須要在千百個中文辭彙裡刻意挑選，所以其實這世界根本沒有百分百的“直”——凡事有了挑選便有主觀，便不“直”了，问题只是能否选得对和选得美，而翻译者赵丕慧肯定得了高分。

隨手舉個例：第一章節張愛玲寫母親剝吃千葉菜，原文是“it tasted ofParis and she could not go back”。

若這是其他英文小說，翻譯者大可譯為“吃起來令她憶起巴黎，而她沒法回去了”。但趙丕慧譯出的句子是“有巴黎的味道，可是她回不去了”。這便確是合宜的張腔，至少張迷都記得《半生緣》裡的金句是女主角于故事結尾處對男主角說，“世鈞，我們回不去了”，而且“回不去了”四字經常出現于張小姐的小說作品，她之所以能夠勾動讀者的心底悵，關鍵理由正是總能寫出“回不去了”的時空遺憾。所以選擇這四個字，便對了，便是懂得張愛玲。

中譯《易經》的張腔所見甚多，再隨手舉例，頁四十九說張的母親“倒身向前，壓在洗臉臺上，向鏡子裡深深注視著，有那麼一會兒琵琶覺得窒悶，中國的日常生活漸漸收攏了來，愈是想掙脫愈收得緊。第一次，她略微懂得為什麼母親總是說困在自己的國家裡”。還真像張愛玲借筆還魂。

當然譯者是佔便宜的，因為有許多內容張愛玲都在其他中文作品裡親筆寫過而可供參考甚至借用，但譯者的取捨仍是準確明智的，替華文讀者帶來了滿足的閱讀樂趣。她敢接受這翻譯挑戰，是有自信，亦沒讓出版社失望。